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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诸暨到杭州上学，我第一次坐火车。我家离诸暨火车站有四十华里，天气闷热、气压很低的时候，会隐隐传来汽笛声，但我从来没在轨道边见过火车，只听说火车开过时会“吸”人，让人有些害怕。记得读五七高中时，老师说到溪东村有一个以前的大学生，写过一本小说，开头就是：“飞黄腾达，飞黄腾达，列车向着北方飞驰……”这小说被造反派搜了出来，定性为反动小说，给烧掉了。但我觉得这人真有想像力，这几句话一下子就记住了。而今我也坐上了北上的火车，说不定就是“飞黄腾达”的开端？——那时，我想。

　　这样，我第一次到达省城杭州，第一次走进杭州大学中文系的大门。这门不是直接面对大路，而是斜着藏着的，有些隐蔽。门口墙头藤萝正绿。有一块木板做的牌子，竖挂着，白底，黑色宋体字，旁边是一道铁门，半开着。进了铁门，却是一个不大的院子，只有三栋三层楼的房子，其中两栋成直角相连，另有两栋平房，一栋是开会的礼堂，一栋为大教室、阅览室和食堂连着。原来，这是学校的一个“分部”，小而简陋，却又独立自在。杭大在校区北面还有生物系、政治系两个分部。我们中文系处在中间，原来是总工会的地盘，我们毕业后不久，又还给了总工会。在那特殊的十年之中，单位经常变脸，你占我、我占他，像是插旗、拔旗那么简单而频繁，所以见怪不怪。

　　从西北角翻过围墙就是杭师院，也就是80年之后马云读书的学校。某日，我们班男生翻墙到他们的大操场踢足球，奇怪的是校园里看不到人影，我们大摇大摆地占了球场。这是我第一次踢足球。虽然我跑得比任何人都快，跑的距离也比别人长，却总是踢不到球，他们也不肯传球给我。边路同学传中时，我高高地跳了起来，跃起的同时不自觉地闭上了眼睛，想像头往前一顶，球飞入球门，睁开眼才知道球根本不来碰我的头，也不知道去了哪里。——算了，第一次明白，篮球场上才是我说了算。

　　新生报到后，第一次进了学生宿舍，是一楼的110室。父亲陪同我报名入学，我是寝室最晚报到的，其他人都已经占好了位置，留下门后一个空位（有同学后来解释说床位是系里预先安排贴了纸条的，但那时我的小心思，总有些怀疑不会这么巧，安知有无动过手脚），父亲帮我挂好蚊帐，就走了。那次他穿着正规的中山装，与在场的同学打了招呼。当时马时明和毛国华、杜文庆三人在房间。我父亲走后，国华说，你父亲是干部吧？我说，不是，就是个社员。时明肯定地说，至少也是个大队干部。这是对我父亲的赞扬，我听了心里美滋滋的，原先进寝室还有点萎萎缩缩的，于是也觉得可以直起腰了。我父亲确实有些书卷气，像个干部。他两个弟弟都是60年代初从浙大毕业的，我小叔的珠算还是我父亲教的。父亲在50年代做过队里的会计，后来被人诬陷他私改产量，破坏统购统销，就再也没做过干部了。——只是我自己高高兴兴上学了，居然也没问父亲晚上去哪里睡，明天怎么回家去。唉！

　　他总是和小炯黏在一起，形影不离。他的额头宽大锃亮，顶上头发浓密，带着一些天然卷，散发出一种杭氧工人才有的领导阶级气度，审视同室几位乡下来的小兄弟，热情地指点江山，很有大哥哥的模样。他其实没读高中就进了工厂，因为在1971年的时候，做产业工人比读书更有地位，读了书说不定还找不到国营厂这样的好单位。在工厂七年，又读了比我们五七中学的高中生多得多的书，所以七七、七八年两次都考上了大学，第一次是被厂里给拦住了，没让上，他也不是很在乎，直到满足了他的期待，才来读了杭大，还是带薪读书，妥妥的人生赢家。他喜酒，能棋，善谈，精于二传，但还没学会“抬杠”。他走路的姿势与旁人不同，上身端正不动，踩地那脚像是踩低似地，肩臂自然下垂，指尖似乎过了膝盖。打排球时他发球，侧站在端线上，斜倚身体，挥动章鱼般的手臂用力一击，那球呈弧形往上再向下，坠落在对面场内。而我发球，硬直的手臂像是挥动一根球棒敲击过去，势大力沉，结果不是落网就是出界。

　　第一次全班或年级大会，我已经忘记了。但第一次小组会议，却有几个镜头，记忆犹新。我不会说普通话，高中毕业那年四月发生了，广播里多次播报那些“反动”诗篇，道是“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让那些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上大学后才知道这是把几首不同的诗连在一起了）那诗句，长短不一，朗朗上口，我居然全记住了，而且觉得那话说得很对啊，就学着广播中的腔调复述了出来，从此自以为是会一点普通话了。小组会要做自我介绍，我犹豫再三，决定还是用诸暨话讲。谁知才开得一句腔，张玲燕就“噗”地笑出声来。

　　正式上课之前，先领到第一本课外“参考书”。那时图书馆的藏书有限，常用书不一定能借到，系里向图书馆借来一批书，保证人手一册，一二周后再同学之间互换。我去小组时，其他书都已被领走，只剩下一本《唐人小说》，淡黄色封面，一个叫汪辟疆的人编选，字很密，没有注。我这人很能随遇而安，于是也不管汪辟疆是谁，就从唐人小说读起，觉得也很有趣，就顺着往下读宋人话本，明人三言二拍……到三年级下学期决定考研究生，方向就选了小说，溯其根源，实始于此；又因徐朔方先生只招戏曲，临时又改了个方向。后来也曾想，要是当时我分到的是一本诗集，会否像钱志熙那样去做诗歌研究？要是分到一本古代汉语，很大可能会跟方一新走同一条道？不过，我再想一想，觉得应该不会。因为这就是上天的安排呵。

　　第一次进教堂，是79年圣诞节。改革开放一年后，宗教政策有了松动，教堂重新向外人开放，听说平安夜很有看头，也是觉得新奇，我跟着吴朝骞和方青稚，可能还有竺学明、施建华一起去看了。先走到武林广场，那里有间“红太阳教堂”，就设在武林门的红太阳广场边上。把教堂与红太阳关联在一起，很有喜感。似乎是个临时的地方，人很多，很拥挤。离牧师很远，也没听清在讲什么。我们转了一圈，就离开了，然后好像又去了官巷口那边的鼓楼教堂。我第一次在教堂里听圣诗班合唱，不知道内容，只听得旋律平缓，有一种圣洁的感觉。

　　第一次游苏州，是与同学兼同乡倪建平同行的。80年春天，我们和本年级同学参观完第一届代表大会会址（在嘉兴南湖），自由活动时去的苏州。我在那里第一次吃香蕉。在街边一小摊，皮色是灰黑的，看来放的时间已经很久，无人光顾，就低价处理了。买得一根，剥开后，内里倒是完整的，呈黄白之色，有些亮眼，香气仍在，只是不耐咀嚼。也不知是否因为这时埋下的伏线，若干年后我读博士到了羊城，天天都能吃到金黄色的香蕉，只是再也找不到当时的味道了。

　　樊诗序：对健人兄的感慨，颇有同感。在本届102人中，依年龄我排进前10是妥妥的。往后看那些远远落在后面的小弟弟小妹妹们，他们的第一次就多了。据说有的小弟弟人生的第一次梦遗就发生大学的寝室里。这是男人一生最值得珍藏的经历。在嚊声、磨牙声和梦呓声中开始了繁衍后代的初次实习。确实无法忘记。可惜我的那第一次早在十年前就手忙乱地结束了。当时管这事叫“测绘工作”，和地下工作近似。估计很少会有人将细节过程记录下来。不过我觉得，凡是热爱生活的男人都会不忘初遗。苦搜枯肠，终于找到了几个第一次。

　　刚进学校那阵子突然兴起跳交谊舞。那时候很多事情都带有半强迫性，比如写《红专规划》之类的。据说有位女同学不愿写，在年级辅导员的软硬兼施下，最后由她的男友代笔，总算交了差。同学们百分之百地规划了自己的人生。这跳交谊舞的事情与写规划也有点类似，不去吧，很有点不响应组织号召的感觉，所以勉为其难地去了。舞场就是食堂隔壁的大教室（后来全年级还在大礼堂跳过，也有同学记混了)。音乐是《青年圆舞曲》。开头的旋律好像是。音乐声里混杂炸酥鱼、煮肉丸的香味。按规定应该是男女配对的。但是大家都羞答答地拉起了同性的手。于是干脆就按上体育课的队列，两两成双地511起来。我记得和我配对的是一个高个子男同学。因为我俩个头差不多。拉起手来也没有违和感。一开跳，我就发现大多数人都是流氓的弟弟——舞盲。别说跟上节奏了，连动作都模仿不像。笨拙、僵硬、丑陋，反正是一阵零乱。我是个表现欲很强的人，而且自我感觉良好。原以为自己会学得很快，会成为鸡群中的鹤。结果很努力地学了半天，还是很和谐地混迹在群魔乱舞的鸡群中，没能成为鹤。反正满眼都是僵硬的动作和尴尬的笑容。我看不见自己的表现，想来应该和眼前的众人差不太多。后来这样的练习又组织了多次。不过，组织号召的强度减弱了不少，我也就不去凑热闹了。

　　78年夏天第二次高考，直到看见录取通知书，也没想到先到中文系看看，其实当时从杭氧宿舍到中文系，骑车最多半个小时。所以那天和孔小炯、尤炜祥相约一起去报到，还真是我第一次跨入杭大校门。至今还记得中文系大门内道路左侧大黑板上有张德强写的迎新诗，走到宿舍门口，碰上几位77级学姐，有一位杭州口音的同学转头对她同学说：“你们大阿哥来了。”这几位学姐明显比我们小，尤其是尤炜祥的大胡子，更显得年长，所以这位女生的自然反应很正常。

　　吴存存：跟现在的小孩到处旅游不同，我上大学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也是第一次去一个大城市，心里自然十分向往和兴奋。那时杭州的长途车站在武林门。从早上五点半在温州上车，大约晚上六点到了杭州，天还亮着，那时汽车是沿着湖滨开的，还在车上就看到了西湖，十分高兴。但现在想来，其实当时留给我印象更深的，可能还是在车上看到六公园到少年宫路边那一排高大的梧桐树，当时想，大城市的树好高好大啊！遗憾那些树现在大部分都没有了，听说是给九十年代的一次大台风给毁的。

　　第一个第一次是在入学第一学期参演独幕剧。当时，《枫叶红了的时候》风靡全国，《于无声处》更像惊雷，震得大家兴奋不已，话剧成为反映和反思荒唐十年的艺术形式而引起轰动，话剧剧本也像畅销书一样被传阅（现在想来真是不可思议）。所以，班里的文艺积极分子说要搞一个小话剧/独幕剧也顺理成章。可班里一共就50来个人，就只能排一出小话剧。剧名叫《约会》，在那个恋爱约会都有很多禁忌的年代，这大概也是某种突破。不知是谁来叫我也参加，我有点懵，“约会”这个词对我来说相当陌生，对话剧又一窍不通，普通话也不准，怎么能行？但当时想的这是集体交给我的事，不能甩手不干。虽然是个独幕剧，但参加的同学还不少，分给我的角色是一个被介绍去和知识分子约会的女孩，好像就坐在一个长凳上说不多的台词，具体也记不清了。

　　大学第一年还有一个第一次，是得了这辈子唯一一个单项体育比赛冠军。刚入学时，全校办了女子800米单项比赛，我得了14名，被选去参加元旦火炬接力赛。其实我与体育无缘，中小学田径赛都没资格参加，体育比赛只做过报幕员。但是因为从小体弱多病，被我妈拉着去早锻炼很多年，练就了耐力。大学第二学期，学校举办第十七届田径运动会，当时女生少，系里让我报了四百、一千五和三千米三个项目。第一天四百米决赛后，取六名，我得了第四，很开心，因为以前没得过体育奖牌，但体力不支，放弃了当天的一千五百米比赛。

　　第二天参加三千米比赛，没想到稀里糊涂得了第一名。开始时都担心坚持不了，但教练李寿福老师做了很好的战术指导，让我保持体力跟着前面一个，到最后再发力，我果然感到越跑越有劲，还有好几个同学在场边为我加油助跑，教练也在最后一圈对我喊再快一点，超过去。我拼命冲刺，第一个到了终点。但那毕竟只是运气好，我有点耐力却没有速度，后来参加长跑队，穿上了校队的运动服，但基本就是当备胎。再后来，更多的新生进来，女生多了，体育健将也多了，我就退出了体育赛台，但那一次的“辉煌”始终是一个美好的回忆。

　　第一个“第一次”，是一说普通话就出洋相。从小学到高中，老师都是当地人，在课堂上说的都是家乡方言。而且，上小学后，恰逢那个开始，教学秩序遭受严重破坏，汉语拼音一堂课都没上。为此，报到后第一次跟同寝室同学互动，就闹了个笑话。报到那天晚饭前，我说：“吃饭了！”当即有位来自杭州的同学对我说：“不是次患，是吃饭！”待到后来学了现代汉语拼音，才知自己将chīfàn说成了cìhuàn。此后，同住一室，自小跟随父母在北方军营里长大的董春晓同学，总是不厌其烦地纠正我的发音。待到毕业前夕，他还在同学录互相留言时，跟我开玩笑，给我写上了“伙计”不是“火鸡”，“吃饭”不是“次患”……

　　第二个“第一次”，是上游泳课时显得格格不入。开学后不久，全年级上体育课，去游泳馆游泳。一些来自杭甬温等大中城市的同学，大都会自由泳或蛙泳，划水时一招一式，动作是那么的规范和优雅，看得出从小受过正规培训。反观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同学，虽说从小没少跟水打交道，生在海边长在海边的我，年少时每到夏天，总是长时间跟玩伴们在河里玩耍，在海边钩蛏子、捡泥螺、掘蟹，十六七岁时还曾冒着被海水吞没的危险，跟着大人去“抢潮头”，但当来到正规的泳池，却只会“狗刨式”，动作显得笨拙，速度又上不来，昔日在天然的河道和茫茫大海里尽情撒欢的小伙，此时除了野性再无其他。为此，当时我暗下决心，今后一定要让我的子女，从小拜师学游泳，学习掌握几种规范的泳姿泳式。

　　第三个“第一次”，是79年元旦来临，我平生第一次参加迎新晚会，发觉几位城里来的同学，似乎个个都“身怀绝技”，如任平同学的手风琴、朱淼华同学的小提琴、庄未央同学的艺术舞，等等。而像我这样的乡巴佬，说好听点只有默默欣赏的份儿，说穿了就是充当一名在场边鼓掌的观众。好在当年我的缺憾，已经在后代身上得到了弥补。女儿长到七八岁后，每逢寒暑假，我便先后送她学习游泳、艺术舞和多种乐器，等等。这样，相信她进入大学后，哪怕是进入全国最顶尖的高等学府，也不会显得落后。女儿当上妈妈后，更是早早地让她的女儿，课余时间学这个学那个，每年的培训费不少于6位数。

　　第一学期开学后不久就到了冬天，因为没有热水可供洗澡，于是，我开始了用冷水洗澡的经历。每次要洗澡的时候，我先用跑步的方式热热身、出点微汗，然后再进入洗澡间用冷水洗澡。寒冬腊月，手脚冻得发麻，身子却是冒着热气。洗过之后，确实也让我们感到精神焕发。借着年轻，我就这样一直坚持下来了。这样的结果，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不仅仅是四年的时间坚持下来了。这种方式，不仅使我的意志得到了强化，身体也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如果说，现在还有现在这样较好的体魄，大概还得归结于当年开始的冷水澡。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个山区小县工作。那个县城在此前及以后的几年中一直没有公共浴室，这条新闻曾上过《浙江日报》。因此，在那里工作的六年间，我仍旧得洗冷水澡。调回家乡后，也是家中的条件所限，也许因为洗了十余年的冷水澡，我已情有独钟，一直坚持洗冷水澡。如是又过了十余年后，我有了自己的房子，装上了热水器，洗冷水澡的经历才告结束。屈指数来，洗冷水澡的时间有20多年，但那情景虽然已过四十多年，却依然历历在目。

　　1978年，我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记得在一个金风送爽、丹桂飘香的午后，先我一年考入杭大物理系的一位来自莫干山的同学来找我。这位同学姓张，中学比我高一个年级。中学时期，由于志趣相投，他家距我家又比较近，经常碰头。她母亲是机关干部，教育孩子严格，他的文化修养与家庭教养都很好。先入山门为大，因此，他就是我的学长。他一听说我来杭大报到，第一时间就来看我。一见到我，他先大致说了学习情况，然后很快就聊到杭大的文化生活。同时，他还告诉我一个信息：一位名叫毛昭晰的杭大历史系的教授，会不定期地在校本部举行“西方古典音乐讲座”，让我关注学校的通知。

　　毛昭晰是历史学家，除长年担任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外，还先后担任过浙江省博物馆名誉馆长、浙江省考古学会会长、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名誉理事长等职。不过，他还有一门精通的学问，那就是西方古典音乐欣赏与研究。我入杭大中文系的时候，恰逢国门刚刚打开，人们对外国文学艺术如饥似渴，就在这时，毛教授送来了及时雨，面向全校学生开设了选修课“西方古典音乐欣赏”。在讲座中，毛教授从莫扎特讲到贝多芬，从《天鹅湖》讲到《胡桃夹子》，从《茶花女》讲到《蝴蝶夫人》，从宣叙调讲到咏叹调，从圆舞曲讲到波尔卡，让我听了大开眼界。那时候欣赏音乐的条件有限，只有磁带，CD唱片还没有问世，音响效果也不是很好，但我仍然听得如痴如醉。他在播放莫扎特的乐曲时，还有一句评论莫扎特的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我最喜欢莫扎特的作品，他虽然人生历经苦难，但作品却是明亮欢快的，这是多么高尚的境界啊！”特别是当毛教授播放贝多芬《命运交响曲》时候，我听了深受震撼。毛教授还对该曲作了详细讲解，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他说，这首交响曲一开始的“邦、邦、邦、邦”，是表现“命运在敲门”，但贝多芬不甘屈服，要“扼住命运的喉咙”。这是一首光明战胜黑暗的壮丽凯歌。当时我对高度抽象的音乐能作这样的理解感到很新奇，并从此开始慢慢体味到音乐的魅力。

　　毛教授的讲座口齿清晰，普通话标准，不过，他有时也夹杂几句杭州话或英语、日语，以活跃气氛。毛教授爱好音乐几乎与他爱好读书一样痴迷。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1947年一个秋天的夜晚，在学校的操场上，我和几个爱好音乐的同学坐在土木系朱兆祥先生的周围，听他给我们讲音乐。就在学生时代，他曾编过竺可桢校长从国外带回浙大的四五百张唱片的目录。改革开放以后，每次出差或出国，他都携带随身听，并且每到一地，总要抽空去淘唱片，为此，他收藏有大量原版唱片。记得毛教授是浙江奉化人，出生于1920年代，身材中等偏上，不胖不瘦，脸型稍长，面容清癯，眉眼俊朗，既有江南才子的风流倜傥，又有早先知识分子的温文尔雅，还有上海人称之为“老克勒”的绅士风度。我对这位古典音乐的启蒙老师一直心存感激，与他所讲的音乐一起，他的形象至今还镌刻在我的脑海里。

　　第一次回家。开学后不久，就到了元旦假期。许多同学都想利用假期回家一趟。正好室友吕立汉有个老乡开着个双排座卡车来杭州进货，约吕立汉一起回缙云。从杭州到缙云，我家所在的南马是必经之地，我兴冲冲地搭车同行，想象着见到父母和弟弟妹妹的惊喜。那时路况不好，一路颠簸了七八个小时，才到南马。正巧在村口就看到了干完农活回家的爸爸妈妈，我兴奋地边喊边跑奔过去。没想到我妈妈开口就骂：“你回来干啥？浪费来回的路费！”好在爸爸打圆场说：“回都回来了，就不要说了。”虽然当时的我满腹委屈，但并没有怪妈妈，他们在生产队劳作一天，所得工分只值几毛钱，我来回一趟杭州的费用需要他们辛苦十来天。回家后妈妈态度和缓了，也做了好菜给我吃，但从此之后，除了正规的寒暑假，我再也没有中途回家过。

　　第一次进教堂。大二那年的圣诞节前夕，室友冯雁峰神秘地和我说，听说今天官巷口基督教堂的平安夜活动很有趣，可以去看个热闹。当时国家对宗教活动的限制尚未解除。马克思说过：“宗教是人民的。”我们对宗教特别是西方传进来的基督教抱有既戒备又好奇的心理。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我和冯雁峰吃过晚饭后就往城里赶。来到官巷口教堂门口，只见已经里三层外三层了围了许多人。有教堂执事把着门，只让信教的教友进入。我和冯雁峰不死心，从人群中挤到门口，把门的执事看了看我们别在胸口的校徽，就让我们进去了。听到他对着也想挤进来的围观者说，他们是杭大的学生，是来学习的，其他人不能进！

　　施建华：回忆了一下，印象中应该是79年的平安夜，那天晚上去了很多人。我们寝室好像是竺学明带的头，黄仕忠、方青稚、吴朝骞和我都去了。那时候对基督教很陌生也感到很神秘，所以想去感受一下。那天去的应该是鼓楼那边的教堂，里面人很多，要侧着身子才能挤进去。具体细节记不太清楚了，只感到教堂里气氛庄严肃穆，管风琴伴随着赞美诗，边唱边表演，好像是三个博士打扮的人上台来抱起了一个婴儿。至今还记得几句：“天使初报，圣诞佳音……严冬方冷，长夜已深。”后来才知道这首歌叫“圣诞佳音”。出来时在教堂门口分到了一小袋“圣诞果”，里面装的有花生、糖果之类的零食，还有一本用简谱记录的圣诞歌曲。以后几天，竺学明还带着我们学唱了几首，其中有“平安夜歌”“圣诞佳音”等。后来竺学明以5毛钱一本把我们手里的圣诞歌曲本收走了，感觉他跟基督教好像有点缘分。

　　晚上观看中国队与沙特阿拉伯队（世预赛亚大区）足球比赛电视直播。比赛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因我国与沙特无外交关系，需在第三国比赛。上半场中国队0:2败北，当时很多人认为下半场能踢平就不错了，甚至有几个人认定中国队必输无疑，竟中途退场。然而，下半场出现了奇迹。中国队换上两个队员后，连进两球，顿时，观者群情激奋，但当时大家对取胜信心不足。谁料中国队连连发动进攻，在比赛结束前三分钟踢进了第四球，以4:2取胜。这时观众的情绪已经达到极点，有人高呼去，真是一呼百应。中文系瞬时拉出百多号人，一路猛跑，一路口号。“中国万岁”“李富胜、容志行万岁”，有人敲起脸盆（可惜事先没准备，锣鼓没有），大家都声嘶力竭，跑到校本部已气喘吁吁。

　　第一次踢足球印象特别深刻。我原来在中学读书时体育不好，没有踢过足球。刚进校时那天在中文系操场看见77级的一班人在来回传送足球，祝骑云、刘和平、杨力伟、董君敏等几个技术很娴熟，但有几个很一般，我忍不住多嘴跟谁说了一句：“怎么踢得这么软？”声音太大被他们听到了。不知哪一位请我踢一下，我也不客气，跑了几步就踢过去了，没有准星，但力气不小，球飞得老远。后来就有了参加中文系足球队踢后卫的经历，也曾参加过杭大足球比赛，那次与教育系的足球比赛我踢后卫，被对方一个大个子撞飞了，爬起来又踢。回来时发现额头一个大包。从那时起足球成了我爱好之一（爱好太多了，除了篮球），毕业之后也坚持好多年，在温州市人民广场踢球当守门员。

　　王琳：许多同学都说，上大学是他们第一次出远门，但对我来说，远行早已是家常便饭。从11岁那年的暑假开始，还在江山奶奶家读小学的我，就带着6岁的弟弟踏上了“独立旅行”的路。我们从江山坐火车到金华，再转车到新安江，妈妈会在火车站接我们，然后一起坐船去她劳动的五七干校过暑假。后来妈妈调到桐庐，我们的路线也变成了江山与桐庐之间的往返。期间，我还跟着舅舅、姑妈去过杭州、松阳。因此，坐火车、乘汽车对我来说早已轻车熟路。

　　我们寝室里，除了我这个“内陆小白”，其他六位同学可都是来自浙江那蜿蜒海岸线上的“海的女儿”——嵊泗、定海、宁波、象山、温岭、温州，个个都是吃海鲜的行家里手。这不，她们已经熟练地开动了，手里拿着螃蟹，嘴里嚼得津津有味，眼睛还时不时瞟向我这个“新手”。看我一脸茫然，手足无措的样子，她们忍不住笑出声来，七嘴八舌地开始指导：“先把盖子打开！”“蟹脚要这样掰，看我的！”她们一边吃一边示范，仿佛在开一场“海鲜教学大会”。

　　董小军：我父亲和母亲原先都在慈溪银行（当时银行仅一家）工作，有段时间，父亲因祖父的地主身份，被下放到邻县的余姚泗门镇一农场，后来又调到该镇建造海塘的工程指挥部工作，长期驻上海，负责采购风镐、钻头、炸药之类的物资。由于父亲不在家，母亲工作特别忙（白天上班，晚上各种会议），星期天还经常加班，有时我会与居住在银行职工大院的小伙伴一起去银行玩。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时银行有两架黑色的塑胶木电话，电话右侧有一个摇柄，打电话时需先捏住摇柄转几圈，与邮电局的总机接通后，告诉接线员一个号码，再转接到你要的对方电话。银行的其中一个电话设在营业场，另外一个设在二楼的信公室。在工作时间，营业场的那架电话总是很忙，铃声不断，这是因为营业场与下面乡镇营业点的票据信息交换，全靠这架电话口头传送。有一个星期天，我和邻居小伙伴去银行时突发奇想，我们打电话玩玩。然后我到了二楼信公室，小伙伴在楼下营业场所，忘了谁打出去谁接听的。因为这事，我母亲和小伙伴的母亲后来都受到了行里的批评，母亲警告我以后不许碰银行的任何设施。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打电话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一件比较奢侈的事，两地之间的联系更多依靠信件。我自小生活在慈溪城关浒山镇，这是一个很小的镇子，两条街道呈T字形，其中主街从东头到西头大约10分钟即可走完。（顺便说一句，现在的慈溪有近170万常住人口，属国家2型大城市，GDP位列浙江省县域第一。）我居住的银行职工大院离邮电局很近，每天下午四点左右，邮递员都会骑着绿色的自行车到大院来，送来报纸和信件。有段时间，我父亲身体不好，在家休息，但他仍需要与上海的物资供应部门保持联系，因此信件不断。每次看到邮递员上门，我都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收到别人写给我的信，只是我想不出谁会给自己写信，收信对我似乎是一个遥远的梦想。父亲有时会在上海住一两个月，偶尔母亲会让我写信给父亲，但他回信时总是把信寄到母亲单位。后来读初中时上语文课，一个课题作业是写信给自己熟悉的人，而我期望的是有人给自己写信，此时我灵光一闪，为何不自己给自己寄封信？于是我给自己写了一封信，写上家里的地址，然后到邮局买了张4分钱的邮票贴上。我忘了那封信里写了什么，但仍然记得第二天下午接到自己写的信的情景：邮递员进了大院高声喊我名字，我大声应答时的激动。

　　但我还是发现了有些同学的错误记忆（是不是有点杠精附体啊）。黄仕忠所说大一报到时先来的同学抢占床位，把他挤到了门后，这显然是错误记忆。因为我们报到时，发现我们的名字都贴在床位上，我在西边靠窗处，孔小炯在我上铺。我对面是毛国华，上铺是杜文庆（？）记不清了。后来搬到楼上，孔小炯还是我上铺，但我们不在靠窗的位置了，这好像是“抢”的。没想到孔小炯睡我的上铺延续到了研究生时期，报到后，我们俩去宿舍，发现我们还是被安排在上下铺，好在研究生宿舍是四人同房，对面也是两人上下铺。我们两人都没有想着调换一下，可见我们都是安分守己之人，只是我暗中感觉冥冥之中有神明在安排。

　　今天乘457次火车（从嘉兴）到杭州。在城站有杭大校车来接我们，可惜等车的时间太长，大约等了有2个小时。下午4时左右才到达中文系。对于校园有点失望，太简陋了。我住在228室，是二班9组。我们组共10人，其中2名是女同学，小组成员以我们寝室为主（共有7人）。安排好床铺后，去文二街政治系拜访景跃进（他是77级的)。因他们在上课，未能见着。回来去食堂就餐。这里菜差，设备也差，无碗筷。晚上，又去政治系找跃进，谈到9时方回。

　　漆永祥（西北师范83级｜北京大学）：我考上以后，父亲把我很好的打扮了一番，第一次穿了全身新的衣服，很讨厌老往脚脖子溜的尼龙袜子。第一次走出漳县，到了陇西。第一次坐火车，传说火车来了要躲远，不然会被火车的浪给吸进去，我听到鸣笛，就惊慌失措地往旁边躲，但好像只有我这样。第一次到兰州，第二天就跑到黄河岸边，第一次看到黄河，激动得都想往里跳。第一次在教室里随意坐位置，我因为在中学时个子小，永远被安排在第一排，那时大伙都不怎么学习，全班都在瞎玩，但老师往往看到的是第一排同学，我经常被老师揪着耳朵提出教室，所以我恨透了这种安排。上本科四年一直坐最后一排，这是我第一次尝到自由的滋味，那真是美极啦！还有太多的第一次……

　　罗时进（江苏师院78｜苏州大学）：仕忠兄这个题目让我们这一代人想起很多。看到学生寝室那一段，有点小羡慕。七八年江苏师院似乎完全没有准备有那么多学生入学，宿舍根本无法安排。中文系七八级100人，苏州人基本走读了，其余就在教学楼（当时称文科楼）中将四楼走廊南作教室，走廊北的划出两间教室和一个大办公室作为男生宿舍（另外一些隔成小间为工农兵学员留校成家用），基本出了宿舍就进教室了。好像一年多以后才有了七八个人同寝的宿舍。所以，今天回忆起来，我们有“大宿舍舍友”和“小宿舍舍友”两种提法。“大宿舍”故事更多。高名凯的《语言学概论》，好像是南方几所学校的材，实在说当时不少高校都缺少语言理论方面的师资，教学效果就那样了。当时高校师资匮乏，于今难以想象。

　　让我想起，自己在杭大的第一次看通宵电影。那时班里只有8个女生，都住在同一个寝室。大家刚离了家里，都觉得自我无限膨胀，需要做些不寻常的事情。八个同学一起嘻嘻哈哈去看过一次便宜的通宵恐怖电影，就在学校院墙东北角的位置，有个简陋的影院。到了下半夜，大部分人小鸡啄米般瞌睡去了，第二天一问，没几个人是清醒看到贞子，我甚至知道自己看到贞子从录像带里披头散发张牙舞爪出来的，太困了，完全忘了怕。后来再看这电影，再也产生不了恐惧感了。

　　许是时代的缘故，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已经是信息时代，也没有赶上电话IC卡的尾巴，缺少了那种70、80后雪夜、雨中互通电话的浪漫。那时候记忆最深刻的也许就是“群居生活”和“自由活动”了。刚从县城高中的“炼狱”中解放出来，突然涌入城市，看到滚滚长江和巍巍青山，说不出的惊喜。可时间久了，又有些怀念高中起来，也许是生活的“充实”，也许是家乡的味道，总觉得信息时代常常忽视了面对面的交际，这在拓宽我们视野的同时，也因更多的“自我世界”“虚拟世界”而淡化了那种铭心之忆。

　　张华宇（华东师范大学）：非常有趣，非常生动。我现在当然体会不到第一次“喝啤酒”“喝可乐”的乐趣，只记得2017年当时本科报到，去苏州松鹤楼点了一壶橙汁，价值138元，虽不是一半的生活费，但也确实价格不菲（或许是经济下行的缘故，现在似乎只卖68一壶），当时着实令我大吃一惊，也让我养成了今后出门必看酒水单的习惯。苏大独墅湖校区旁也有一个教堂，夜晚一人走夜路，惨白色的灯光打在耶稣像的脸上，加之背后“妖风”阵阵，当时让我心里一阵发毛，只能快步跑开。

　　飞机在凌晨降落到了双流机场（自从成都启用了天府机场后，很少有航班再降落到双流了）。降落过程中，播音响起了赵雷《成都》的bgm，空乘随之播报：欢迎来到天府之国——成都。《成都》这一首歌，是当时候的热曲。不曾想，第一次报到听到的歌曲，竟伴随到我到了现在。后续第一次军训，第一次学生会团建，第一次夜游，到工作，到读研，都没有离开过《成都》。《成都》讲的是一个爱情故事，到我这里，却变了味，变成了思乡（第二故乡）之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