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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让李广宇好奇的一个问题，就是叶灵凤和鲁迅之间的著名骂战。1928年，年仅23岁的叶灵凤在他主编的《戈壁》杂志上，发表了一幅模仿西欧立体派的漫画，讽刺47岁的鲁迅为“阴阳脸的老人”。由此，两人开始了长达数年的“笔战”。叶灵凤攻击鲁迅“满口黄牙”，鲁迅则以“齿白唇红”作为回击，还说他是“流氓文人”。叶灵凤不甘示弱，后来，他还在自己的小说中写下了主人公早上起床，撕下鲁迅《呐喊》中的三页作为手纸使用的情节。

　　其实，这样近乎人身攻击的“对骂”，是新文学作家群体的常态，在他们眼中，年纪和资历并不影响自己的表达。“叶灵凤二十出头的时候，是不相信什么偶像的，这也是所谓‘五四精神’的一种。”李广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实际上，鲁迅与不计其数的文人打过笔仗，但这不影响他们日后的交往。文学家郑振铎曾不客气地指出《阿Q正传》的硬伤，鲁迅也批评过他著作中的缺陷，但两人依然为了版画事业一起编辑《北平笺谱》，还曾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关系并未受影响。

　　但尖锐的风格，难免会引发一些争议。很快，叶灵凤等“小伙计”也和郁达夫等人发生矛盾，离开了创造社。他开始“自立门户”，在主编了几种刊物之后，出任现代书局编辑部主任。在此期间，他发表了一系列颇具现代派风格的小说。在小说《紫丁香》中，他用电影镜头一般的描写，节奏轻快的短句，描摹着上海霞飞路男女的恋爱心理。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员陈子善的线年代就尝试用全新手法描写都市，不重复自己，有一种“求变的态度”，非常可贵。

　　如同当年被认成“鲁迅宿敌”那样，在香港，叶灵凤由于曾在日本总督府下属的一家公司编辑过报刊，他的身份和行踪都遭人怀疑，甚至一度被戴上“汉奸”的帽子。直到后来，随着档案、日记的公开，旧时友人回忆的曝光，人们才得知，叶灵凤20世纪40年代在有日本背景的报刊工作时，曾秘密为政府收集抗日情报。香港金融大亨胡汉辉曾在回忆文章中提到，他年轻时曾帮助“中央宣传部”派出的陈在韶收集日军情报，陈在韶要求他配合叶灵凤的工作。叶灵凤就利用他在工作中的方便，暗中挑选来自东京的书报杂志，交给胡汉辉转运。20世纪60年代，叶灵凤两次受邀回到北京，参加国庆日的纪念活动，“汉奸”的谣言也被攻破。

　　叶灵凤没有介意这些纷扰，身在香港，文人好友们感受到最多的，还是他温柔宽厚的底色。曾经暂居香港的黄永玉评价，他一生遇见很多好人，但叶灵凤是最让他难忘的三个好人之一。20世纪50年代，他们在香港有不少交往，传说中，叶灵凤不爱借书给别人，但他信任黄永玉，可以让他在书斋里“为所欲为”，研究藏书、藏画。诗人、作家徐迟也曾从叶灵凤身上受益，1940年，他们在香港的一家书店中偶遇，徐迟说自己想买马克思主义相关的书籍，叶灵凤随手在书店的桌子上帮他挑了两本。这两本书对徐迟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甚至让他“有重生之感”。

　　沉默的外表背后，他保有一颗良善之心。1942年，女作家萧红病逝于香港，叶灵凤和她交往不多，但他还是和好友戴望舒一起，“走六个小时寂寞的长途”，到浅水湾祭拜了她。到了1957年3月，萧红的墓地年久失修，面临被毁的境地，他又挺身而出，和马鉴、陈君葆等人一起奔走，主持将萧红的骨灰迁往广东埋葬。生前，叶灵凤最不喜欢公开演讲，但为了解决问题，他特意在香港中英学会介绍了萧红的身世和著作，用照片说明墓地的现状。他的演讲深深触动了公众，也促成了事情的解决。

　　他将香港当作了自己的家，开始了对本地历史的探索。1951年之后，他开始主编名为《香港史地》的副刊，绝大部分文章都由他自己撰写。以此为基础，他完成了《香港方物志》《香江旧事》等作品。从一个地名、一棵榕树和一份过年的小吃里，他都能琢磨出文化的韵味，考证出这些事物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联。这些作品在香港的影响相当深远。作为中顾委成员之一的夏衍对叶中敏说，中英双方就香港回归问题进行谈判之前，相关人员要看遍有关香港的书籍。其中叶灵凤关于香港的作品，是最让大家觉得赏心悦目的。